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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日本陆军中将,曾任日本参谋本部第1部部长、关东军副参谋长师团长等职。日军侵略战略的策划者、理论家。日本军国主义鼓吹者,有日本第一兵家之称。
石原莞尔,1889年1月18日出生于日本山形县,父亲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并在当地很有影响。在石原莞尔很小的时候,石原启介就用“武士道”精神教导他,希望他将来能勇敢无畏。石原莞尔接受了父亲的教诲,逐渐养成不信邪、不畏权势、目中无人、颐指气使的性格。
1902年,石原莞尔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第6期学习,而后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在此期间,石原莞尔读书不怠,大量阅读历史、哲学以及人物传记等,尤其喜欢读关于拿破仑的书籍,他文思敏捷,反应较快,经常以最简洁的语言和文字回答问题。但是,他却不愿与同学交往,经常与老师和同学闹别扭,在同学们的眼中是一个另类,被称为“7号”(精神病患者之意)。当时分为学科(文化知识)和术科(体育、马术、军事技能等),由于石原莞尔体质较差,学科考试往往能轻松拿到高分,但术科成绩却不敢恭维。
在各兵种中,最让幼年学校学生们羡慕和神往的是挥舞马刀纵马驰骋的骑兵,许多同学争先恐后去当骑兵,但石原莞尔因身体原因和对未来战争的预想选择当了步兵。通过阅读各种书籍以及对日本近期战争的了解,石原莞尔开始有了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意念,他认为未来大陆作战的主力是陆军,是步兵,因此他选择了步兵。1905年,石原莞尔转入日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举习1907年12月,石原莞尔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与横山勇、饭村疆异称为第21期的三羽鸟。1909年5月,石原莞尔仅以第21期步兵科第六名的成绩毕业。石原莞尔本来应为第三名,但因为其没有处好与教官的关系,被评定为第六名,没能拿到让每个同学朝思暮想的天皇御赐银怀表。
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石原莞尔到第32联队任职,由于其我行我素,瞧不起其他人,与联队长及同僚关系不佳,在成立第63联队时,联队长顺水推舟,把他推荐到了第63联队。1915年,石原莞尔进入日本陆军大学,与阿南惟几足同期同学。石原莞尔聪明好学,加之基础较好,轻松自如地应付陆军大学繁重的功课,给人的感觉是永远所事事,不急不紧。由于过于狂妄自负,不受羁绊,与教官的关系不佳,被剥夺了第一的资格,1918年,以第二名的成绩从陆军大学第30期毕业,获天皇授军刀。1919年4月,石原莞尔任步兵第65联队中队长,1919年7月,调入日军教育总监部。
1920年4月,石原莞尔被派往中国武汉,任驻汉口的日军司令部参谋。他利用任职的便利,在1年多的时间里考察了中国湖南、南京、上海、杭州等广大地区,还进入四川等西南地区当地考验查证,全方面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分析了中国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以及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自己“大陆扩张”侵略战略思想,总结出了对付中国军阀的办法—“比起武力会战,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这一思想得到日本侵略集团的广泛认可。
1922年7月,石原莞尔奉命赴德国留学,学习德国的先进军事理论。在此期间,他爱上了摄影,购买了一整套摄影设备,边学习边到处拍照。石原莞尔一生钟爱军刀和照相机,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现存的九一八事件历史照片,许多都是石原莞尔亲摄的。
1924年8月,石原莞尔晋升步兵少佐,第二年10月,任日本陆军大学教官。1928年,石原莞尔晋升步兵中佐,同年10月10日,调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与板垣征四郎一见如故,以石原莞尔之智和板征四郎之胆,开始了二人的“精诚合作”,实施了肢解中国东北的罪恶活动。
为了给侵略“满洲”做准备,1929年7月初,关东军司令官烟英太郎命令,从7月3日开始,由板垣征四郎主持在“满洲”实施参谋旅行,对“满洲”进行实地军事考察,石原莞尔参加了这次考察。在旅行途中,石原莞尔向“旅行者”分发了他的3篇论文:《战争史大观》、《作为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有计划》。3篇论文充分表达了他的军事思想,是他侵略战略的核心内容,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分裂东北和内蒙古,进而侵略中国的战略思想。他主张为实现“以战养战”、持久作战,取得最后决战胜利,必须占领中国东北并将其作为日本实施侵略的资源供应基地。他还煞有介事地说,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为了日本的利益,也还是为了大多数中国国民的利益。他竟恬不知耻地把侵略东北说成正义战争,为了正义日本必须果断行动。他甚至歪曲历史,大言不惭地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民族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民族。经其本人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完整地表现石原莞尔思想的《战争史大观》,就是石原莞尔此次旅行中发给大家的3篇论文的基本思想和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提纲。他的这一军事战略思想在关东军和日本国内都有广泛影响,直接引导了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侵占中国东北。所有参谋对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都感到震惊和佩服,均有一种找到源头和依据的感觉。
比石原莞尔高一级军衔的板垣征四郎大佐最为信服,他十分认真,一字不漏地将石原莞尔的主张全记在笔记本上。旅行结束回沈阳后,板垣征四郎又找来石原莞尔再次讨论研究,两人的认识进一步趋同。随后,臭味相投的石原莞尔中佐、板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结成了小团体,每星期碰头一两次,专门研究分裂中国、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方案。根据大家的意见,石原莞尔还叫人拟了一份实施侵略的计划,分送桥本欣太郎、根本博、建川美次、重千秋、永田铁山、小矶国昭和二宫治重等一批持积极侵略中国态度的军官并由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但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以及手下的不少参谋幕僚当时并不了解这一个计划。
石原莞尔最早并没有主张“满蒙独立”,而是主张日本直接军事占领“满洲”。他在1930年5月说:“我怀疑中国人是否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国的治安维持下让他们自然发展。”他主张像当时的朝鲜、中国台湾一样,以军队占领“满洲”,对“满洲”实施殖民统治。但是这个计划被军部否决了,他不得不退一步去搞“满洲独立”。当石原莞尔改变意见后,他竟然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满州”独立国家主义者。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满洲事变”是昭和军阀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即由参谋人员导演并实施,最高统治者最后被迫接受事实,促成事变的进一步发展。
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原定事变日期9月28日,接到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发来的参谋本部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来东北,阻止关东军行动的密报后,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来劝阻行动的问题,为了使事变顺顺利利地进行,将事变时间提前到9月18日。
建川美次是侵略东北的倡导者,赞成关东军策划的“满洲事变”计划,他不愿意来劝阻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停止行动,可是军令在身,又不得不来。为了帮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和关东军争取时间,建川美次采取拖延战术,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进入中国,等他坐火车到沈阳时,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事变当晚,他在士兵“保护”之中听之任之事变的发生。
为了彻底击败东北军,石原莞尔事先通过日军驻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林铣十郎无视军法,擅自将驻朝鲜军调至中朝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有两个大队没有正真获得陆军部命令,当天晚上已经越过了边界,而林铣十郎第二天才向上边报告。
此时,沈阳的东北军已经被全部解除了武装,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连同9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以及飞机和坦克,还有大量弹药、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估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关东军不但占领了沈阳,随后又陆续占领了整个东北。
事变之后,9月22日,奉司令官之命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刚被任命为“沈阳市长”的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问题。经过研究和讨论,基本上按照石原莞尔的设计,形成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主要内容是:“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以宣统帝为首树立中国政权。”《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以关东军意见的形式上交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供国内决策。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由于成功策划了“满洲事变”,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成了全日本的“英雄”得到日本各界的拥戴。当时日本著名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的父亲小泽开作是当年的“满洲”日本侨民,为了不忘记这两位“英雄”,将其儿子取名为征尔,取自板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二人名字中的各一个字。
石原莞尔并不满足仅占领中国东北,还跃跃欲试向华北和西北进攻,掠夺那里的资源。1932年1月,石原莞尔对访问“满洲”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土方成美说:“我从来就没说过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也没有这样考虑过。满洲仅仅是个脚手架,一定要从这里出发到山西、陕西去,听说陕西有丰富的石油。”
1932年8月8日,石原莞尔晋升步兵大佐,1933年8月1日,调任步兵第4联队联队长,1935年8月1日,调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1936年,二二六事件后,石原莞尔被任命为司令部参谋,参与处理事变。石原莞尔听到政变消息后,立即赶到参谋本部上班,并将该事件定性为“紊乱朝宪的反乱”,坚守岗位,果断指挥严厉,得到统制派好评(石原莞尔非统制派成员)。随后转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
1936年,石原莞尔主持修订了《国防国策大纲》,其核心是:日本要成为东亚的指导者,一定要具备能够排除苏美英压迫的实力。为此,第一要充实能够对抗苏美英的军备特别是航空兵力;第二做好稳固日满和华北工作,完成进行持久战的基础准备;第三开始积极地推进对苏工作,迫使苏联尽快放弃进攻远东的计划;第四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并与屈服后的苏联建立亲善关系;第五将英国驱逐出东亚,解放东亚各民族。石原莞尔主持修订的《国防国策大纲》全方面分析了欧美列强和东亚地区的影势,计划的针对性和指向性都很强,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行性。石原莞尔的战咯是高明的,对中国也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个战略准确地抓住了矛盾各方的心理。苏联的主要精力在欧洲,在远东求稳,美英的主要利益在南方,乐见有人在东北防着苏联。而蒋介石对铲除异己和对付更上心,东北原本就不是他的地款,所以他也不会想着夺回东北。这就可以使日本有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环境及较长的时间来经营东北,使其成为日后全面侵华的后方基地。
在今天看来,如果日本人按照石原莞尔的路子走下去,日本依靠东北资源、力量发展实力,外交上不与苏美撕破脸,日本肯定比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时更强大,中国的抗战会更艰难。如果石原莞尔的计划付诸实施,战争会被拖得更久、更惨烈,中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损失。
1937年3月,石原莞尔晋升为陆军少将,升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上任后几乎改组了参谋本部,第1部成立了一个“战争指导课”,把原来总务部所管的战争动员和编制职能扩充到对未来战争的动员和编制规划,划归到“战争指导课”。改组以后的作战部加入了“战争指导课”,集中了参谋本部百分之九十的权限。由于当时的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只是挂名,不管具体事物,行使实际权力的是参谋次长,因此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成为实际上的参谋次长。
在“速战速决”思想鼓动下,日本国人普遍头脑发热,狂妄地叫嚣“3个月”。石原莞尔却头脑很冷静,他曾说:“如果进入战争状态就一定是长期持久战,惩罚中国,数月间蒋政权就会崩溃,所以只需要短期决战是极大的错误。““中国有自古而来的高度文明,而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有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可能,这些都成为对持久战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开战,有可能逼迫中国进行快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根据中国的意图。”
当时石原莞尔是名扬一时,权重一时。林铣十郎组阁时竟居然去征求石原莞尔的意见,请他帮忙确定内阁人选。石原莞尔毫不客气地提议让他的盟友板垣征四郎出任陆军大臣,由于陆军次长梅津美治郎极力反对陆军大学28期的毕业生爬到他头上去做陆军大臣,板征四郎才没有入阁。
七七事变后,日本国内对侵略中国的进一步走向有各种不同意见,军部内部心的思路是一致的,即坚决支持对中国实施侵略,但在怎么样处理后续问题上也分成了两派,即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和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为首的相对稳健的不扩大事态派和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为首的激进主战派,两派各不相让,发生激烈争吵。石原莞尔的不扩大方针,是担心马上做全面侵华战争会使日本陷入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他主张先东北再华北,逐步向南推进,最后占领全中国。
当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病入膏肓(他7月15日死去),无法理事,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主张慎重行事。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向中国驻屯军下达了不扩大的命令,内阁也做出了不扩大的决定。但是,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纷纷上书,要求中央“决断”。在他们再三鼓动下,局势已经没办法控制,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1937年9月,在板垣征四郎的推荐下,石原莞尔又调往中国东北,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为了准备和美英苏等国进行“最终战争”而建立伪满洲国,此次再回东北,他要把伪满洲国建设成为一个具备完整工业体系,能为日本发动最后战争提供强有力支援的后方基地。参谋长东条英机非常信服石原莞尔的军事才能,因此把所有有关军事的事项都移交给了石原莞尔,由他全权处理。但石原莞尔并不满足,他要的是对伪满洲国的政治控制权,统领这个“新生的政权”,掌控不了伪满洲国,就没办法实现他建立后方基地的目的。而东条英机恰恰没有给他这个权力,伪满洲国已经完全掌控在东条英机手中。
因此,石原莞尔与他的顶头上司东条英机水火不容,闹到不能共事的程度。后来成了甲级战犯的大川周明到伪满洲国出差时看望石原莞尔,顺便问了一句:“东条参谋长的办公室在哪儿?得去和他问个好。”石原莞尔的回答竟是:“噢,那个东条上等兵啊,就在对面。”为增加自己的实力,石原莞尔指示山口重次和小泽开作把原来自发成立的满洲青年联盟”解散,收罗一批闲散游民无赖,成立了由关东军资助的“砂和党”,意图在他控制下,插手伪满洲国事物。东条英机却不以为然说:“那是伙成不了事的地痞流氓,也只有像石原莞尔那样的流氓才会和他们情投意合。”1938年5月,东条英机任陆军次官,由石原莞尔代理关东军参谋长半个月,最后由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接任关东军参谋长,石原莞尔受到极大打击,心中愤愤不平,和东条英机的矛盾越来越深。
但石原莞尔并没有懈怠,1938年6月,他仍向矶谷廉介提出包括加强“协和会”、约束日本官吏和废除关东军主管伪满洲国事务的第4课等3个改革构想方案,矶谷廉介很快就否决了他的方案。从来就没有被别人拒绝过的石原莞尔一怒之下,脱下军装留下一份辞职报告不辞而别,回了日本。后到手下没有一个兵,完全是一个闲职的舞鹤要塞就任司令。
1939年8月,石原莞尔晋升陆军中将,在好友板垣征四郎推荐下出任第16师团师团长,由于在师团长任上言行过激且成绩欠佳,于1941年被罢免职务,8月编入预备役。退役后的石原莞尔回到了他的故乡山形县,在宪兵的监视下,从事研究和写作,继续时不时地发表反东条英机言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石原莞尔认为在战略上除了寻找敌方的弱点之外,还必须看到本方的优势,只有发挥优点才能扩大敌人的弱点,并击败敌人,反之则不能取得胜利。战争进程的每一步都印证了石原莞尔的预见,大家越来越信服他,甚至部分监视他的宪兵都成了他的信徒。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石原莞尔觉得自身将成为战争罪犯,心里十分惶恐。为了逃脱战争罪责,免于战争惩处,石原莞尔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受东条英机迫害的和平主义者,对他的做法十分反感,否定日本侵略战争,发表了《我们的世界观笔记》《新日本的出路》,主张“放弃战争”,并建设“不要战争的文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东条英机一些顽固的战争狂人为划界线,鉴于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关系非常恶劣、水火不容,且反对扩大战争,不追究其战争责任。石原莞尔感觉自己连个“战犯”都没有混上很没面子,又开始为自己凑战犯素材。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向他调查时,石原莞尔竟说:“想说的话堆积如山,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这个石原,但是这个石原为什么不是战犯?这根本不合逻辑,所以想说的话堆积如山。”石原莞尔证词中提到过的人,像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成了甲级战犯,其他人也大部分成为战犯,就他没有列入战犯名单。
1949年8月15日,石原莞尔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终年60岁。石原莞尔没有子女,他去世后,由他的弟弟石原六郎整理遗物并办理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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