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新的公安委员会就职时，从圣乌昂到讷伊这个经常混战的地带，我们的军事情况没有变化，但从拉缪艾特起，军事情况严重起来了。蒙特勒图，麦顿和蒙瓦勒里安的强大炮队用榴弹扫射帕西，严重地破坏了城防工事。凡尔赛分子的堑壕从布伦林苑绵亘到塞纳河畔。他们的射手封锁了伊西村，并且占领了伊西炮台和旺夫炮台之间的交通壕，他们企图切断旺夫炮台和蒙鲁日的联系。防御工作还是那么松懈。从拉缪艾特到旺夫门的城防工事设有配备上武器，我们那些炮艇几乎是孤单地暴露在麦顿、克拉马尔和瓦尔弗勒里的炮火之下。

  新公安委员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拆毁梯也尔的住宅。这件蠢事给这个炮轰巴黎的人带来一座宫殿，这座宫殿是国民议会第二天批准拨给他的。接着公安委员会发布了公告：“叛变已经钻进来了.......”德勒克吕兹自己发表了一个宣言。他现在只能勉强地慢慢移动，呼吸困难，确实可以说：“如果只就我自己的力量来安排，我就不能接受这个职务。情况是严重的······但是当我想到为我们的子孙开辟的美好前途，即使我们所播种的东西我们自己不能收获，我也要再一次兴奋地向3月18日的革命致敬。”

  当他来到陆军部的时候，他发现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也在草拟一个公告：“中央委员会声明，它有义务不让进行得非常好的3月18日的革命遭到失败····中央委员会一定要无情地粉碎任何反抗中央委员会打算消除磨擦，克服不良的意图，结束猜忘、无知和无能。”中央委员会比公社更会说大话。在头一天夜里，人们就必须挽救一次失败。

  从前指向伊西的炮火都集中轰击旺夫炮台，以致旺夫炮台难以守下去，炮台司令放弃了它。符卢勃列夫斯基接到了通知。他接管患病的拉·谢西里阿的指挥权，并且在10日的夜里，率领第一百八十七营和第一百零五营前进，这两个营属于著名的全力支持防务到最后时刻的第十一军团。第二天早晨4点钟，符卢勃列夫斯基来到凡尔赛分子所把守的堡垒的斜堤，用刺刀向他们进攻，把他们击溃，抓到一些俘虏，收复了炮台。我们国民自卫军的勇敢战士重新证明，在正确的指挥下他们有多么大的能力。

  白天，凡尔赛军又开始炮击。他们把装满烈性炸药的爆炸弹和榴弹倾泻到瓦佐修道院和大街只剩下一堆破砖烂瓦的整个伊西村。12日的夜里，他们袭旺夫的中学校，13日，他们攻击伊西的师范学校。

  五天以来，布律涅耳尽最大的努力使这个村的防御工作稍稍上了轨道。罗谢尔把这个在第一次选举中就当选为公社委员会委员、但由于狐群狗党的妒忌而没能出头的勇士叫来，对他说：“伊西阵地快要丢了，您愿意守它吗？”布律涅耳奋不顾身，修筑街垒，要求调炮兵（他只有四门炮）和几营生力军，以便换下已经在那里坚持了四十一天的两千人。人们只给他派去少得可笑的援兵.他就此努力布置防御，并加强榴弹倾泻使战士难以固守的师范学校的工事。布律涅耳在村庄的最后几幢房子里组织了第二道防线，并于晚间到陆军部去参加德勒克吕兹召开的会议。

  这是在公社时期召开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军事会议。布罗夫斯基、符卢勃列夫斯基和拉·谢西里阿都出席了。东布罗夫斯基热情地提议要招募十万人。较切实际的符卢勃列夫斯基建议把放在讷伊不起作用的全部兵力都投到南部各堑壕去。大家发言很多，却没有作出一项决定。

  当布律涅耳来到的时候，会已结束了。他不得不到市政厅里去找德勒克吕兹，然后再回伊西。他在凡尔赛门看到所部各营队，他们不听自己指挥官的命令，放弃了伊西村，并且要求回家。布律涅耳不肯让他们走，想要经过旺夫门赶到防地，可是人们不准他从那里出去。

  他回陆军部汇报情况，要求军队，为了寻找军队到各处奔波了一整夜，次日早晨4点，他带了一百五十名国民自卫军战士回前方。但是伊西村已完全被凡尔赛军占领了。守伊西的军官被送交军事法庭。布律涅耳在他的供词中激烈地控诉了那种使防务陷于瘫疾的渎职过失。人们不仅概不回答，反而把他逮捕了。

  他只是太说实话了。陆军部中的杂乱无章使任何抵抗都落了空。德勒克吕兹也仅仅有一颗献身于事业的忠心。从外表上看来，他虽然是不屈不挠的，其实由于性格软弱，他盲目地听任仍然由普罗多姆任参谋长的司令部摆布，普罗多姆在职比所有他的上级都久，因此被称为必不可少的人物。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由于公社委员会的犹豫不决而更加大胆了，处处抢先，它公布决议并且未经军事委员会审核就指拨经费。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是有知识的人，但是属于少数派，他们向公安委员会诉苦，于是公安委员会用一些狂热的空想家代替了他们。争执很激烈地继续下去，以致各军团中风传公社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决裂了。

  但是，凡尔赛军越来越向前推进。在13日的夜里，本来还击的火力已经很弱的旺夫炮台陷于沉寂，不能再射击了。四面八方被切断了的守军，通过蒙鲁日各采石场退却。凡尔赛军占领了残破不堪的炮台。凡尔赛的人们又可以举行庆祝会了。

  16日，从左岸到小旺夫，我们连一兵一卒都没有了，原来我们在那一带驻有大约二千名国民自卫军，由拉·谢西里阿和李斯邦指挥。我们力图收复伊西村，但是被击退了。现在敌人能够继续增修堑壕，并且用武器装备伊西炮台那两个控制巴黎城的棱堡。棱堡炮火曾暂时受到城防工事的妨碍，现在取得了显著的优势，并且同轰毁第十六区的炮台协同起来。

  现在，不幸的第十六区，从正面、侧面以及纵深遭到了大约一百门大炮的轰击。这是正该考虑市内防御的时刻了。德勒克吕兹把三个将领的职权扩展到与他们的指挥地区相毗邻的各市区。他把修筑街垒的各营调走，留下的工作交给工兵团，并号召人们修筑城防工事。但是，他的一切命令都不过是一纸空文，或者和其他命令相抵触。军事代表宣布发给修筑城防工事的人每人三个半法郎，公安委员会在《公报》的同一栏却应许给三点七五法郎。

  公安委员会发布命令支持防御工作，根据这道命令巴黎的每一个居民都应携带公民证，在任何一个国民自卫军战士要求时把它呈验。这道命令也象关于逃兵的命令一样难以实现而且没有执行。谁也不畏惧市政厅，从它的呼喊人们听出它的毫无力量。公众只是微微一笑，这是十分危险的征候。还有最后的一个打击，这个打击有关公社的威信，是来自少数派的。

  少数派对于最有能力的人被免职从治安委员会罢免了韦莫雷耳、从《公报》罢免了龙格、从军需机关罢免了瓦尔兰一非常愤慨，对于军事方面的杂乱无章现象非常恼火。少数派起了一个不幸的念头，想推脱责任，便起草一个宣言，于15日在会议上提出。已得到这项消息的多数派只出席了四、五个委员。少数派看到了多数派缺席，他们不等到下次开会，就把自己的宣言送给各报，宣言说：“公社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名为“公安委员会”的独裁机关掌握.......”多数派已经通过表决表示了不负责任。但是少数派明确地肯定：公社对革命运动是应该负起一切责任的......至于我们，我们要求的是单独对我们的行动负责的权利。”大部型带每准言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严重错误。

  少数派在赞成第二届公安委员会以后，没有权利高喊反对“独裁”。少数派也没有这种必要；在这方面，会议和表决的公开性质已在他们的选民面前给他们充分地辩解了。更适当的办法也许是：公开指摘公安委员会的行动，然后自己提出更好的方案。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那样，作战是最要紧的麻烦，因此人们按理说似乎不该损害防务，而且象同一个宣言已经表明的那样，人们不应遗弃市政厅。凡尔赛各报纸对这个宣言得意洋洋。

  在这个宣言上签字的已经有许多人看清了自己的错误，其中有十五个人出席了17日的会议。公社委员会从来就没这样多的人来开会。点名时共有六十六名委员。人们首先向公社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提案，发起者是一个叛徒。第七军团参谋长巴拉尔·德·蒙托当场报告：据说凡尔赛分子在旺夫枪毙了公社的一个女看护。乌尔本受了骗得他的友谊的蒙托怂恿，要求在巴黎城里和前哨阵地上各枪毙五名人质作为报复。公社委员会转入了正式议程。多数派的一个委员向少数派提出质问以后，公社委员会几乎安静不下来了。质问的人毫不费力地证明宣言所说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他很激动，把自己的对手叫做吉伦特派。

  弗兰克尔回答他说：“吉伦特派！人们看得很清楚，你带着1793年的《公报》起床和睡觉，要不然你一定会了解吉伦特派和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争论激烈起来了。瓦莱斯说：“我已经说过，我们一定要同多数派取得谅解，但是我们也必须尊重那代表一股力量的少数派”，他并且要求大家集中一切力量去反对敌人。公民米奥喃喃自言自语。

  多数派一个委员谈到和解问题，费里克斯·皮阿为了激起愤怒，立刻要求宣读宣言。瓦扬理智而公正地说道：“如果我们的同事回到我们这里来，并且否认他们的宣言，那我们就不应该再非难他们，以致迫使他们坚持错误。”但是他这些话都白说了。调解的议程已经被米奥提出的对少数派用了许多侮辱词句的议程排除了。

  因为发生了可怕的爆炸，会议才突然中断。比约雷闯进了会议厅，报道说：拉普路的弹药工厂爆炸了。整个巴黎东部陷在一片混乱中。由熔化的铅、人的尸体和燃烧着的房梁构成的火柱从马尔斯教场升到高空，把子弹洒满了周围地方。四幢房子倒塌，四十多人成了残废。若不是公社的消防队立刻赶到现场，从火焰中抢救出弹药车和火药桶，这场灾难还要更可怕。一群惊惶失措的人跑来，他们都以为这是一桩罪行，逮捕了几个人，把一个炮手解往军事学校。

  罪犯在哪里呢？谁也没有把它弄清楚。公社委员会和公社的检察官都没有调查这个事件。但是，公安委员会在一个布告里宣布，它已经抓到了四个应负罪责的人，同时德勒克吕兹发表，把案件交给了军事法庭。如果进行认真的调查，也许能揭露出罪行的线点下班的女工们，在这天6点钟就被打发回家了。人们曾经看到，夏邦提埃怎样向科尔邦要炸药。突然在陆军部、军营、军事学校、炮厂和里边仍然有一些国民自卫军战士的马尔斯教场的临时营房里散布恐怖，这可能对阴谋家有很大的好处。巴黎确信这是一个阴谋。革命家们说：“这是为旺多姆圆柱复仇。”

  旺多姆圆柱是前一天在盛大隆重的仪式下拆除的。尽管反动派不断企图收买工人，但是并没有能阻止拆除工作，拆除花费了很多钱（约一万五千法郎）。2点钟，一大群不知其数的人涌过邻近各条街道，他们惶惶不安地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情。反动分子预言种种灾祸。但是，工程师认为恰恰相反，不会发生任何碰撞，旺多姆四柱将在空中破碎。他已经在旺多姆圆柱底座稍稍靠上的地方锯断了它。截口是斜的，倒下来以后落在和平街中央所堆积的柴把、沙土和垃圾的宽大底床上，这就可能减弱反跳川”。员银符控绑在旺多姆圆柱顶上的一根绳索，缠在那固定在马路口上的一个大绞盘上。

  广场上挤满了国民自卫军战士和好奇的人。茹尔·西蒙和费里不久以前还热烈主张拆除旺多姆圆柱，现在他们不在场，格累－比祖安向新任警察局长费雷（他接替了科尔奈）祝贺，并向他吐露说，他四十年来的热烈愿望就是亲眼看到拆除这个“赎罪纪念柱”。乐队奏了《马赛曲》，大绞盘旋转起来，滚轮坏了，一个兵士受了伤。人们就说是有奸细，但是立刻安上了一个预备滚轮。

  5点15分，一个军官出现在栏杆上，把一面三色国旗挥舞了好大工夫，然后把它牢牢地插在栅栏上。5点30分，大绞盘又重新旋转起来。过了几分钟圆柱的顶尖就慢慢地移动。柱身逐渐倾斜，忽然在空中画出闪电一般的锯齿形，带着沉重的轰隆声分裂开来。波拿巴的头在地上滚，他的万恶的臂膊离开了躯体。上千的人发出了响亮的、象获得解放的人民群众发出的欢呼声。有人登上了圆柱的碎石堆，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红旗在扫清了的底座上飘荡着，这一天这个底座仿佛变成了人类的祭坛。

  群众想要分圆柱的碎石片，但是在场的公社委员会委员十分拙笨，竟去阻拦。七天以后，凡尔赛分子把圆柱的破石片收集了去。资产阶级胜利后第一个行动就是把这作为它的统治权象征的巨大圆柱重新建立起来。为了把皇帝的石雕像再安在底座上，需要三万个尸体做脚手架。我们的寡妇，象第一帝国的母亲一样，看到这一个铜铸的大怪物哪能不流泪呵！

  公社的巴黎只还有三天的寿命。我们把它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里吧。伟大的巴黎，对于凡是感觉到你那强烈地感动外人的呼吸的人，凡是心情激动地走在你那些林荫道上、含着眼泪通过你的城郊的人，凡是歌颂过你的革命的曙光和以后几个星期在街垒后面洗过被火药熏黑的双手的人，凡是在你的每块铺路石下听到为理想而捐躯者的声音、在每条街道上向高尚行为的目击者致敬的人，对于这种人，你的每一条街道就象一束神经一样，如果他没有了解外边世人对你的评论，他还是无法对你做出正确评价的。

  外国的庸人轻蔑地嗤之以鼻，喊道：“看这种疯狂劲！”但是，他们两眼窥伺着他们的放下锤子、虎视眈眈的无产者。他们发抖，害怕你的反抗行动教导无产者，怎样根本推翻他们的统治。起义的巴黎的吸引力是这样大，以致美洲人都赶紧跑来，看看这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欧洲大陆最大的城市掌握在无产者的手里。甚至最畏葸的人都被吸引来了。在5月最初的几天里，有一个朋友来访问我们，他是从怕事的省份来的怕事的人之一。当他动身的时候，家人噙着眼泪伴送他，就好象他要进阴间似的。他问我们：“事情真相是怎样的？”走吧，我们去仔仔细细地观察一下巴黎的各个角落。

  我们先从巴士底狱出发。报贩以震耳欲聋的声音喊着：《口令报》（罗什弗尔办的），《度申老头报》，《人民呼声报》（茹尔·瓦菜斯办的），《复仇者报》（费里克斯·皮阿办的），《公社报》，《被解放者报》，《间谍示众报》。买《公报》的人不多，因为公社的新闻记者们的竞争使《公报》几乎要停刊了。《人民呼声报》出版达十万份。这是随着第一声鸡鸣就活动起来的报纸。如果我们在这张报上发现瓦莱斯的啥东西，那就算走运了，他经常让那个使我们感觉到很厌倦的皮埃尔发言。

  《度申老头报》虽然发行了六万份，但是买它的人并不比从前多。在《复仇者报》上登载的费里克斯·皮阿的论文是文学衰落的良好证据。资产阶级没有比这些自命不凡的无知的叫骂者更好的教父了。那里有空谈理论的《公社报》，米里哀尔常常在上面发表文章，若尔日·杜歇在这个报纸上以一种适合于另一种品格的严峻态度来激励市政厅里的老老少少。不要忘记《口令报》，连浪漫主义者也会这样说。

  这是一家首先拥护3月18日的革命的报刊，它曾以利箭射伤了凡尔赛分子。人们在书报亭里看到画成格拉兹三女神的梯也尔、皮卡尔、茹尔·法夫尔的漫画，他们都束紧自己的便便大腹。那条盘在皇帝床边的青绿鳞的美丽鱼，是加利费侯爵。同盟的机关报《未来报》（Avenir),从舍迭被捕后变得很敌对的《世纪报》（Siècle),美国人爱德华·波尔塔里斯办的《真理报》（Vérité),都闷闷地堆在那里，无人触动。许多反动的报纸已经被警察局取缔了，但是它们并没有停刊，有一个决不神秘的报贩子在向我们兜售。

  我在公社所有这些被战火烧热的报纸中阅读和寻找一个号召屠杀与掠夺的消息、一行残酷的文字，然后同要求一俟军队打倒了巴黎立即进行大屠杀的凡尔赛报纸作一比较。我们跟在向拉罗盖特街行进的送殡行列后边，来到了拉雪兹神甫墓地。为巴黎而牺牲的全体烈士都被隆重地合葬在一个巨大的家族墓穴里。公社花钱为他们举行葬仪，也给公社本身增光。公社的红旗飘扬在丧车的四角上，各营的战友跟在灵车后边，不断有过路的人加入送葬行列。一个妇女伴送着自己丈夫的尸体。公社的一个委员也跟在灵柩后边，不是为了要在墓前表示哀悼，而是要讲讲希望和复仇。寡妇紧抱着自己的孩子，对他们说：“永远别忘记，要跟我一起喊：共和国万岁！公社万岁！”

  在归途中，我们从第十一区区政府前边经过，区政府挂着黑纱。这是为法国最近这次选举服丧，巴黎人民对这次选举没有罪过，反而成了它的牺牲品。我们经过了繁荣的、由于胡椒饼市场而热闹起来的巴士底狱广场。尽管遭到大炮轰击，巴黎什么也不肯放弃；它的年集甚至延长了一星期。秋千在摆荡，抓彩的轮盘在唧唧地转动，卖玩具的小商人在叫卖一个玩具十三苏，走绳索的艺人在讲话，说要把他们收入的一半捐献给伤员。从堑壕里回来的一个国民自卫军战士拄着自己的枪，在观看巴黎被围困的图片，或是加里波第在第戎的入城式。

  我们走下大林荫道。一群人拥挤在拿破仑马戏场前边，从表演场到后山墙层层叠叠地坐了约有五千人。有许多小旗，每面小旗上写着一个省名，要求各省居民团结起来。大会是由几个商人召集的，这些商人建议外省的公民派代表找他们的议员。他们都以为用这种办法能够扭转议员的意见，并且通过解释建立和平。一个面有忧色的瘦高个子要求发言，登上了讲台。

  这是米里哀尔，群众鼓掌欢迎他。他说：“和平吗？我们大家都在寻求和平。可是谁发动了战争？谁在3月18日攻巴黎？是梯也尔。谁在4月2日攻巴黎？也是梯也尔。谁提出了和解？谁加倍努力地进行和平谈判？是巴黎。谁不断拒绝和平谈判？是梯也尔。杜弗尔说，“我们大家都希望调停，不过暴动是稍微有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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