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停止了对陕北红军的“围剿”，但对于南方红军的“围剿”，并没有停止。

  蒋介石继续执行先前制定的计划。他任命第四路“剿匪”总指挥刘建绪，接替上台还不到两个月的张发奎，担任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派CC系骨干分子朱家骅接替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调浙江省保安处副处长蒋志英，到温州地区主持“剿共”。

  他随即调集主力部队六个师、两个独立旅及地方保安团共43个团，开始筹划对红军的进攻。

  此时的红军游击区范围较之前大为扩大，所以他已不可能采取罗卓英全面包围的方针，而是采取拉网式的方针。由南向北、由西向东、由外围向中心逼近。

  他以第63师等部由浙赣路一线压迫红军向南；以新五军、第52师及赣、闽保安团布置于江（山）浦（城）公路及松溪、庆元、政和一线师由闽北伸向庆元等地；独立第9旅控制飞云江；泰顺有两个保安团；温、瑞、平为第19师；福鼎有第80师一个团。

  敌人建立“浙闽边清剿指挥部”，第19师师长李觉和永嘉保安司令许蟠云被任命为正副指挥官。

  敌人企图切断红军向福建方向机动的道路，将其逼迫到沿海地带的一隅，然后再加以歼灭。

  采取移民、并村的手段，焚烧边区零散房屋、茅棚。按人头逐日配给居民油盐柴米。企图以此把群众与红军割裂开来。实现其竭泽而渔，消灭红军游击队的妄想。

  此时此刻，刘英、粟裕和挺进师的官兵及地方党政领导人，对抗日高潮马上就要来临不能不说有所预期，但对“西安事变”和之后接踵而至一连串政治事件的发生，却无法及时作出准确的判断。

  因此对来犯之敌发动了勇猛的进攻。目的是加快革命形势的发展。却不曾想到此次主动进攻，过早地暴露了的力量。很快，刘建绪即向红色根据地发起大举进攻。

  这时刘英、粟裕等领导人的头脑才逐渐冷静下来。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蒋介石是想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前，将南方游击队一举全部消灭！

  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为了保存红军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战略支撑点，刘英、粟裕等领导确立了以下指导思想：必须把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同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的方针统一起来。

  此时，刘英鉴于敌人“围剿”的重点，是原来省委活动的主要地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地区，于是，他就决定越过飞云江转移到永（嘉）瑞（安）之间去继续主持领导工作。粟裕认为这是对的。

  但是，刘英同时又以省委的名义决定成立闽浙边区省委办事处，指定粟裕为办事处主任，率领主力在浙闽边应敌。粟裕认为这是错误的。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敌人数十个团大举进攻，重点指向浙闽边，并力图巡歼我军主力时，不仅不应把挺进师主力留在浙闽边区，而且就连浙闽边的地方党也应该转入地下，进行秘密和隐蔽的斗争，以避开敌人的锋芒，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刘英个人做出的这个决定，当时我并不知道，当然更谈不上实施。”

  针对敌人采取的“大拉网”战术，粟裕领导的挺进师主力部队，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

  为了对付敌人大规模的“围剿”，我军的作战单位逐渐分散。由开始的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

  这个时期，是粟裕他们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作战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他们运用游击战术很成熟的时期。他们以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总结的16字诀为指导，结合实际，经过无数次的作战实践，总结了一套经验。

  他们把游击战术在浙南地区的运用，归纳为六条原则：1.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2.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消磨敌人；3.支配敌人，掌握主动；4.积极进攻，绝少防御；5.飘忽不定，出没无常；6.越是敌人后方，越是容易成功。

  作战的要领：1.反敌人之道而行，并竭尽欺诈之能事。敌进我退，敌集我散，敌大我避，敌小我欺，避实就虚，声东击西。2.不要企图太大，只要常有小胜。3.站在敌人侧翼、后方和圈子外围，不为敌人所合击。4.一切作战必须迅速、勇猛、坚决，迟疑犹豫就等于等死。5.注意使用突然的白刃袭击，只要枪弹一响，刺刀就要杀到敌人肚皮上去。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隐蔽我们的行动和企图是我们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总结了兜圈子、大小圈、8字形、S形、电光形、回马枪、东去西返、早出晚归等许多方式。做到飘忽不定、出没无常，使敌人没办法琢磨。行军沿途的痕迹要留专人殿后负责消除，压倒的草要扶起来，脚迹要抹掉。有时则在与我们行动相反的方向弄出痕迹，迷惑敌人。”

  部队宿营一般不住大村庄，因为大村庄道路多，不便于警戒。多半选择小村庄。最好是独立砖瓦房。不住没有后门的房子。

  那时粟裕他们部队的支队实行“五班制”。每到宿营地，支队部住中间，东西南北各放一个班。哪个方面发现敌情，就由那个方面的班抗击，掩护支队部和其他班转移。达成目标后到预定地点集合。

  这个班的成员有参谋、警卫员、卫生员、绘图员、司号员、炊事员、理发员等等。他们既是专业技术人员，又是战斗人员。既执行本身的职务，又负责站岗、放哨、侦察、打仗。非常精干。其他支队也一样。由支队长带领。

  从驻地出发，前边有条岔路，右转弯是到哪里去的，左转弯是到哪里去的。大路小路都问的清清楚楚。

  部队进入一个新地区，免不了要找向导。向导一定要可靠。向导既是引路人，又是宣传对象。

  或者采取某种特殊的办法。诸如袭击乡公所，让乡长报告县长说自己这边吃紧，请求增援。县长有时回应说：“县里没有部队了，都开拔了，没法增援。”

  积极进攻是游击战术的一大特色。敌人进攻我军，我方是被动的，就迅速转移，不同敌人决战；我军进攻敌军，是有计划的，只要情况不变，就坚决打。运用最多的作战形式是袭击。

  我军袭击的主要对象：1.蒋政权的基础或爪牙。常常神出鬼没地捕捉敌人的保甲长，造成当地统治者的恐慌与动摇。2.捕杀敌人的哨兵和侦探。使敌人的官兵惊恐，哨兵不敢放哨，尖兵也不敢当。

  如果敌人的兵力过于集中，不好下手的话，就搞他落伍掉队的，打他的尾巴，叫作“截尾子”。

  粟裕他们有个办法是：敌人行军的时候，往往要在岔路口设置路标通知后续的部队。我军就事先在岔路口布置好埋伏，等敌人大部队通过之后，还剩下尾巴没有通过的时候。就悄悄地改变路标指引的方向，把敌人引入我军设伏地段，将其一举歼灭。往往俘虏甚众。

  破坏敌人通信是粟裕他们经常的作战活动。当时浙江大部分县城都通公路，乡乡通电话。

  要想破坏公路桥梁，假如没有烈性炸药，用黑色炸药只能炸个坑，起不了多大作用。

  所以，粟裕他们主要是破坏电话设施。开始时他们把电线杆子齐根锯断。结果敌人很轻易地把杆子重新埋好，很快恢复了通讯。

  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粟裕他们再干时就扛两条凳子，站在凳子上面把电杆拦腰锯断。两截都太短不能用了，敌人想要恢复通讯就难了。

  敌人进攻时，为了避其锋芒，粟裕他们坚决迅速转移。有时多路敌人向我军进攻，粟裕他们经常会利用有利地形和两路敌人互不联系的缺点，导演一场“鬼打鬼”的好戏。

  具体做法是：在一个高地上，向两面山脚的敌人分别射击。等两面的敌人分别向我军反击时，粟裕他们就会从一侧秘密撤出，让两面的敌人互相冲杀。这样的结果不但能够消耗和消弱敌人，还能够制造敌人内部的矛盾。

  有一次，敌人向温州以西“围剿”，粟裕他们由庆元、景宁之间北进。从云和附近过了龙泉河，再向北还要过松阳溪。在这个区域，龙泉河由西向东，松阳溪由西北向东南，在丽水的大港头、碧湖之间汇合。形成一个三江口。

  粟裕他们过公路时遇到敌人一辆汽车。由于目标是移动的，机会稍纵即逝，部队战士们看到之后来不及思考，举枪就打。结果汽车没打中，却引来了敌人。

  形势极度紧张可怖。粟裕他们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不得已，只好钻进刺丛躲起来。

  很快，敌人围上来了。他们边搜边喊：“出来吧！我看到你们了，赶快出来吧！别躲了，我看到你了！”

  粟裕他们了解敌人是在虚张声势，其实他们什么也没看到，否则早就开枪了。于是。大家子弹上膛，暗下决心，只要敌人敢走到面前就开枪。

  粟裕他们趁着夜黑雨大，小心躲过敌人的游动哨。实在不行就摸掉，捂嘴用短刀抹脖子。

  急中生智。当时敌我双方军装颜色一样，都是灰色。帽子不同。大家把帽子握在手里扇风。这样就很难区分敌我。

  还有一次，粟裕他们住在瑞安县平阳坑的半山腰，布置得有警戒。可是敌人熟悉这里的地形和道路，居然绕过了粟裕他们的哨兵，爬到上面，居高临下地把粟裕他们往坎下打。

  往往是敌人前堵后追，粟裕他们有时整夜都在跑路，中间还要打几仗。有时甚至几天几夜睡不了觉，搞的是精疲力尽。

  有一次，粟裕他们连续走了三天三夜，最后到了金华附近的一个游击秘密基点。在革命群众的掩护下，们才得以好好休息。粟裕竟一觉睡了将近40个小时。

  三年中粟裕他们在浙赣路以南，天台山以西，闽浙边以北，差不多大小山头都走遍了。很少走大路，多数是走羊肠小道。有时甚至根本不走路，只走田埂或水沟。为了不留脚印，防止敌人追踪。

  有时敌人就在附近，不能生火，就只能吃生谷子了。吃了以后很难消化。很难受。

  狡猾的敌人大搞“移民并村”。此后就更难了。抬着重伤员不便行军打仗，放在群众家里，如果被搜出就会连累他们。山洞是敌人搜查重点，也不安全。万般无奈，只能掀开棺材把尸骨挪走，垫上干草把重伤员放进去，暂时隐蔽、养伤。

  有一次，粟裕伤了脚踝，坚持不掉队。没有药，贴些苦菜叶子继续走。两个多月才见好。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大部分时间是露营。青天作帐，大地当床。经常和衣而卧，枕戈待旦。

  在抗击刘建绪43个团的“围剿”时，牺牲最大、贡献最大的是浙南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把革命的理想、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和红军身上。群众以崇高的品德、视死如归的气概，保卫着党和红军。

  潘世雅是苍南五凤乡半山村的党员、游击队长，他的妻子王玉英是党员、地下交通员。

  燕田的一位游击队员，被敌人吊打 、熏辣椒粉、上老虎凳，受尽酷刑，坚强不屈，被敌枪杀。

  红军从泰顺太平区根据地转移时，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黄明星和妻子卢桂莲，动员群众，将几十个伤员分散隐蔽治疗。他俩被捕后，历经严刑拷打却始终守口如瓶。

  虽然刘建绪“围剿”动用的兵力比罗卓英那次“围剿”多，但是反“围剿”的有利因素也增加了。主要有三：1.红军游击区大为扩张，浙西南地区前来“围剿”的敌人密度相对降低。2.红军社会基础更加巩固、更广泛，各大小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互相策应，抵抗敌人的力量增强了。3.全国形势变得对红军更为有利，迫使敌人一度放松“围剿”的进程。

  因此，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到了敌人十分严重的摧残，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并且保存了较多的干部。

  在封锁与“围剿”中，粟裕他们的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坚定。非常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

  由于粟裕他们早就失去了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只能四处搜集敌人的报纸，从字里行间了解情况，然后分析和把握形势发展动向。

  努力通过种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搜集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例如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从中体会党的方针政策。

  当粟裕他们了解了党中央1935年8月1日发布的《八一宣言》和同年底提出的《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的精神后，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于是，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

  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明态度和立场。

  在游击战争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粟裕他们也从未忽略所肩负的人的政治责任。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都力求尽快表明政治态度。

  例如，及时表达了对于“一二九”积极支持，对“两广事变”军阀内战坚决反对的态度等等。

  1937年春，临时省委通过上海党组织，取得了同中央的联系。但粟裕他们失去了同临时省委的联系，仍然处于信息闭塞的状况。

  1937年5月之后，刘建绪对浙南的“围剿”进入最严重的阶段，残暴程度登峰造极，已是黎明前最黑暗的阶段。

  从全国来看，民族矛盾空前激烈，“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蒋介石“北和南剿”方针难以为继。

  1937年9月，粟裕他们在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并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了。

  从金衢平原不断传来各种信息。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等等。

  经过仔细分析，粟裕他们都以为可能是国共合作了。大敌当前，为了共同抗日，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这只小部队化装成军队，大摇大摆地开进龙游县溪口镇，进了镇公所，对镇长说：“老子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快给县长打电话，老子要了解一下情况。”

  镇长只得给县长拨通电话，县长在电话那头说：“现在国共合作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云云。

  粟裕在会上说：“们，现在已经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要共同抗日了！我们1934年7月接受的先遣抗日的任务，很快就可以执行了！”

  会后，粟裕写了一封信，派人给遂昌县政府送了过去，要求他们派代表来谈判。

  粟裕说：“你回去告诉县长，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你们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但有三个条件：1.我们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你们不得留难；2.我们已停止了打土豪，你们必须给我们补充弹药、给养；3.合作不是投降，改变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我们不进城。”

  鉴于谈判成功可能性较大，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潮，粟裕命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开展练兵活动。

  与此同时，宣遂汤工委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并发动群众为部队筹办给养、缝制新衣。

  粟裕在门阵村头的白沙庙召开军民联欢会，向群众告别。请来木偶剧团为群众演出。

  绕过遂昌县城，经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峃，到达飞云江南岸。恰与刘英派来的联络员相遇，一同奔赴平阳北港，与刘英部胜利会合。

  刘英告诉粟裕：“我们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以后，了解到党中央联蒋抗日的主张。今年4月，我们以省委和省军区的名义致电浙江当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接电后，刘建绪奉蒋之命，登报表示愿意与我方和谈。”

  刘英说：“那是肯定的。第一次谈没成。双方在鳌江谈了三天。对方缺乏诚意，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我方不从，谈判随即破裂。”

  刘英说：“后来对方迫于全国抗日高潮的压力，不得不重启谈判。9月16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协议。”

  谈判的成功，在浙南地区比较自觉地实现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由于方面坚持了原则，方面在谈判中并没有正真获得他们在“围剿”中想要得到的东西。

  挺进师重新集结于平阳北港山门街，来自浙南各地游击队，总共有四五百人。领导人是：范连辉、周瑞球、杨立才、刘亨云、张文碧、何畏、陈铁军等。

  虽与1935年时人数相当，但成员变化很大。原来7军团和10军团的老骨干已经不太多了，主要是浙西南、浙南和闵浙边新充实的工农子弟兵，还有温州、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

  随即挺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

  接下来，游击总队为了加强抗战力量，在大墩村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抗日救亡干部学校”。

  1938年3月，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来到山门街，向游击总队传达上级指示。一同研究部队进一步整编的问题。

  吴毓、龙跃等人回来汇报说：“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安全和巩固十分重视，一再强调‘这是十年血战的成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

  为了准备在闽浙赣地区与登陆日寇展开游击战争，防止当局背信弃义出现重大变故，会议决定：“由刘英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由粟裕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行。”

  1938年3月18日，粟裕率游击总队从平阳山门街出发，欢送的群众饱含深情。三年来，浙南游击区的革命群众哺育了游击队的成长，不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游击总队途径瑞安、泰顺、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开化、屯溪等县境时，都派人去同当局交涉，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使一批被逮捕关押的革命得以出狱。

  与几个月前大不相同，各地已经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

  一声汽笛长鸣，火车缓缓启动。大家的心随之飞向抗日前线日，游击总队到达安徽歙县，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