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否应该整体设计配套推进，还是说只能局部实验和逐步推进，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农民对价值规律的观念比我们强得多，是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农民更能直接感受到市场的变化。不过，这也说明了实际操作中，理论和现实的差距。当嘴跟不上脑袋时，脑袋已经想到了下一句话，但嘴巴却还没说出来，这是很多人思考问题时的常态。

  虽然人心难测，但某些基础规律是可以把握的，冒风险去尝试总是必要的。无论是戏剧还是现实，总会有一个结局，不是悲剧就是喜剧。在我们谈到以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为代表的民营经济时，不得不提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曲折发展。例如温州八大王的故事，确实不容易，因为国营企业的改革一度陷入僵局。国营企业主要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国家掌控的流通渠道效率低下且僵化，这给了非公有制企业见缝插针的机会。尽管如此，非公有制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频繁遭遇阻碍。今天的重点并不是非公有制企业，而是国企改革。

  一开始，大家对于国企改革持乐观态度，但后来发现情况远比想象中复杂。农村改革取得了成功，人人觉得企业改革也能照搬，但实际上并不简单。企业改革初期尝试承包制，结果却导致“放开就乱，乱了再管，管了又死”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让人感到无奈，因为农业改革和企业改革有根本的不同之处。为什么农业改革成功而企业改革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主要在于计划经济的因素，特别是价格控制。

  理论层面来看，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要求集中力量进行国土建设，有计划地引导经济发展。而真实的操作层面，尤其在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状态下，通过集中力量搞建设是必要的。可是到了七八十年代，工业体系已有一定基础，大家也迫切希望经济取得突破，因此开始尝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婉转说法，目的是利用市场杠杆来调节经济。然而，价格却成为了市场调节的拦路虎。

  改革初期，无论是生产钉子还是锤子的企业，自负盈亏取决于价格合理与否。钉子卖得贵，企业不需要努力就能取得高利润；锤子卖得贱，再怎么努力也难逃赔钱的命运。当时价格严重扭曲，国家定价不合理。基础工业品例如能源和原材料定价偏低，利润低。而越是靠近消费终端的产品，定价越高，利润也高。这使得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利益差距拉大，基础工业缺乏生产积极性，最后导致整体经济发展的滞后。

  这种不合理的定价机制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积极性，还造成了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使得原材料供应短缺，严重影响了加工工业的发展。综合各种各样的因素，改革需要综合设计与配套推进，而不单单是局部实验，这样才可以避免陷入死循环，激发企业的自主性和市场活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催动力量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我们以前讲过乡镇企业，这次尽量统一称作乡镇企业，包括集体所有制和家庭小作坊。

  可以说，从乡镇企业出现的第一天起，非法黑市价格就伴随存在了。这是因为当时的计划体系中，乡镇企业完全是计划外生长出来的，它们拿不到国家计划供应的原材料。所以，无论是大邱庄、华西村，还是上期讲到的例子，都存在灰色地带，需要通过非计划的方式获取原材料。尽管原材料供应不足，但与国营企业相比，它们的效率更加高。需求又这么大，所以它们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获取原材料。这就不难理解了：一旦有买方愿意出更高的价钱，生产原材料的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把超过计划指标的部分高价卖给乡镇企业，而不是交给物资部门统一分配。

  与此同时，一些获得计划配额的国有企业也开始在市场上倒卖计划指标。例如，他们要30万吨的原料，但实际只用20万吨，剩下的10万吨就直接卖给乡镇企业。甚至连物资部门也开始倒买倒卖。设想一下，如果我是一个中游或下游的生产企业，知道计划只需要20万吨原料，但我却申报30万吨，盈余部分可以转手卖钱。而生产方也有类似动机，本应生产30万吨，却报称只能产20万吨，剩下的高价卖出。这引发了许多问题，还在于计划内的价格不合理。

  调价成为处理问题的直接方式，但也不容易。当时国务院开了很多会议讨论调价，用国务院物价委员会副主任白美清的话说，不知道制定了多少方案，各方面争论不休，结果依旧无解，小幅调价解决不了问题，大幅调价经济受不了。比如，煤炭价格调高一点，电力相应就得涨价，环环相扣，铁路运输也要涨价，这些会使下游企业的成本上升，但成品价格却被国家盯死不动。于是，国家想到一个办法，调价后利润增加部分由国家收回，亏损部分由国家补贴。

  但执行效果不如预期，企业想方设法做假账，国家收不回利润，而亏损企业又必须不断补贴。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使得财政补贴压力慢慢的变大。1984年，农业大量增产，国家收购支出增加，财政压力巨大，1985年政策调整，直接不收购农产品。这是因为农产品价格链最简单，政策调整相对容易。而工业产品价格链复杂，调价牵一发动全身，十分艰难。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莹曾用温度计里的水银柱比喻价格：气温高，水银柱上升；气温低，水银柱下降。价格应随市场供求变化自动升降，但调价则如锯铁柱子般难。最终，还是得交给市场来调节价格。

  事实上，从1979年到1984年之间，除了调价方面的调整，在放开商品方面也有一些动作。所谓放假，不是指不上班，而是逐步将一些商品放到市场上流通，减少国家统一定价，让地方政府和企业和市场来定价，逐步放开价格。这其中的一部分商品，就是在进行这种改革的实验。改革的目的之一是给乡镇企业提供一个拿到原材料的机会，从而开拓他们的发展之路。

  听过之前几期的朋友可能会理解，决策层希望乡镇企业能得到发展，起到鲶鱼效应，激活国有企业，在竞争中激发其活力。因为对国有企业改革遇到了瓶颈，很难激活，所以希望乡镇企业可以给国有企业一些危机感，促进其竞争和发展。放开价格最早用在农副产品上。这些链路简单的产品之后，逐步扩展到小商品，包括小百货、小农具、民用小五金、民族用品、小食品、小日用杂品、小针织品、小胶垫和小文化用品，一共九类商品。这些小商品销售额占到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5%以上，虽然看起来这些商品都比较琐碎，但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少了这么多东西，生活也很难继续。

  放开这些商品的价值的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杨启先提到，1982年体改委在江苏扬州搞了一个城市改革的试点，常州就是煤油灯罩和条轴的价格试点。由于农村基本上用煤油灯，因此灯罩需求量大，价格却一直被控制在6分钱一个，企业不愿意多生产，市场上不能敞开供应，只能层层分配。

  于是，他们提出把煤油灯罩价格从6分钱涨到2毛钱，虽然价格涨了两倍多，但调研结果为老百姓没有意见，依然可接受。实际上，两个鸡蛋换一个煤油灯罩的价格关系并没有变动，说明农民对价值规律的理解反而比政策制定者强。最终，这个试点调查的最终结果写成报告报给中央，被批准后，小商品价格开始慢慢地放开。放假原则是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逐步进行，必须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颁布。

  放开价格具体有两种方法：点名法（白名单）和排除法（黑名单）。全国大多数地方使用白名单，少数地方则使用黑名单的方式。放假的步子开始比较谨慎，从1982年9月到1984年10月，分三批依次放开，最终大部分小商品价格都放开了。同时，除了这些基础的小商品，其他的工业品也开始尝试放开价格，如自行车、收录机、电冰箱、洗衣机和黑白电视。而在放开价格的同时，企业的自主权也逐步扩大，企业在计划外可以有部分自销产品，虽然比例不大，一般不到10%，少的可能2%3%，最高的像首钢它是最高的15%，这一部分企业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卖高价了。

  以前其实也有计划外的部分，它只不过就不那么合规矩而已。现在呢，等于是摆到明面上，你可以去干这个事。当然，所谓的卖高价，随便卖多高都行吗？也不是。国务院规定，超产的这部分价格上下浮动不超过20%。当然，规定是规定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像刚才说的，超额利润收不回来一个道理。企业自销产品到底什么比例，什么价格，事实上也没太限制住。在下面具体执行的时候，你也查不到，难说了。这方面呢，有官方资料。

  比如说1982年春节，陈云跟底下人谈话时的记录里面就提到过，那会儿工业原材料和燃料的溢价比重占20%-30%。溢价比牌价高出30%。牌价就是计划内的价格，挂牌的牌子，牌价。议价商量的，其实就是市场行情报价，就是建议零售价和实际成交价，你叫它市价也行。历史上也有不同的叫法，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一个价格双轨制。两条轨都是明面上并行的。其实当时的价格还不止这两种，你比如说煤炭，它有调拨价、协作价、经济煤价、还有出口煤价。但是大体上可以归成计划内和计划外这两种价格。大部分的东西，对说到这有两套价格，估计很多朋友在看当时历史时期的一些作品或者说影视剧啊等等，里面都能看得到。

  价格双轨制，为啥有两个价格，两套体系。这就是缘由啊。这个事其实以往不止一期节目我们提到过价格双轨制，今天算是把它的形成背景稍微详细聊了那么一下。用国家题改委主要成员杨启先的话讲，价格双轨制是在放权让利式改革当中逐步形成的。有的说双轨价格是他提出来的，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你细品这话，他说的明显是有所指。那么他指的这个“有的”是谁呢？这就要说到价格双轨制正式作为政策被提上台面的标志性事件——莫干山会议。莫干山会议离我们也不远啊，就在杭州边上，属于湖州的德清。

  1984年9月，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等10个单位共同筹备，召开了一个叫做中青年经济学者的学术讨论会，地点就在莫干山，所以史称莫干山会议。说实话，莫干山这个好地方，领导来开会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但真正叫莫干山会议的，就是这一个会了。能看得出来，它在历史上还是颇有地位的。而且后面还一直在开，2024年，咱录节目这一年，第十八届新莫干山会议，前段时间刚刚召开了，大概就是上上个月吧。其主题和轨迹其实还是一脉相承的。当年第一届莫干山“武林大会”上，各大门派围绕价格改革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最开始的争论是在调派和放派之间进行的。调派是以来自国务院价格中心的田园为代表，主张走调整价格的路子，完全计划之内，国家给你明确规定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是计划经济的套路。放派是以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他们主张分布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就在这两派僵持不下的时候，又有一个调放派横空杀出来。调放派是以来自中国社科院和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华生等人为代表，他们综合双方的观点，形成了一个叫放调结合的双轨思路。基本上从这时候开始，放的思路就被大家看到，并且拿到明面上来讨论，且有些人开始慢慢接受了。最重要的是，莫干山会议的讨论很快引起了高层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