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然而，日本却选择性地“遗忘”历史，在广岛核爆等纪念活动中只强调自己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一面，日本一些政客还公然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去年以来，岸田政府对安保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更是将日本推上放弃和平主义、重归军国主义的歧途。

  分析人士指出，日方的新军国主义动向不仅让日本民众陷入恐慌与不安，更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未来发展趋势的警惕和担忧。在日本战败78周年来临之际，日方应深刻反省历史罪责、牢记历史教训，避免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从未放弃“政治大国梦”和“军事大国梦”，但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有关“放弃战争、放弃行使武力、不保有陆海空及其他战力”的条款，给日本戴上了“专守防卫”的“紧箍咒”，成为日本右翼“圆梦”的障碍。

  然而，岸田政府自去年年底以来先后打破多项禁忌，实际架空了和平宪法，实现了军事松绑。首先，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简称“三文件”），谋求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和“专守防卫”承诺，标志着战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转变。其次，决意大幅度的增加防卫开支以配合军事扩张，计划在2027财年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打破战后日本政府基本遵循的防卫费占比不超过1%的惯例。第三，解禁武器出口。战后禁止日本出口武器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在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已经被“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如今“三文件”提出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细则，试图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

  日本扩军备战的种种迹象引发日本舆论批评和民众担忧。日本反战和平组织“和平构想建言会议”发表相关声明说，“三文件”将使日本再次成为能够发起战争的国家，从而在东亚煽动军备竞赛，是极其危险之举。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认为，“三文件”将加剧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构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拉帮结派组“小圈子”，鼓动阵营对抗。

  岸田政府自上台以来便一门心思追随美国，甘当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急先锋。新版安保“三文件”升级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从原先“日守美攻”切换为“齐攻齐守”模式。为此，日本今后5年将大量采购和列装美制“战斧”式巡航导弹，开发高速滑翔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等。岸田打的算盘是在美国面前伏低做小，借机扩张军备，抓紧向“正常国家”和“军事大国”迈进。

  岸田北约峰会之行遭到不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抗议者批评北约是战争集团，只会给世界和平带来威胁，岸田政府与北约频繁互动是在把战争引入亚太。纐缬厚表示，日本接近北约、制造亚洲地区焦灼的事态的行为，违背了45年前日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对中国的承诺。

  追随美国“以台制华”策略，处心积虑插手，是日本部分政客的一贯作为。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本月窜访台湾期间大放厥词，渲染紧张，挑动对立对抗，粗涉中国内政。

  麻生窜台期间言论遭日本有识之士强烈批评。未来日中研究会代表西园寺一晃发表抗议声明说，麻生太郎的粗暴言行是赤裸裸的敌视中国言论，违反了放弃“参战权”的日本宪法，违反了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破坏了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日本冲绳大学地域研究所特别研究员泉川友树说，台湾不是日本的一部分，是他国内政。麻生为当局站台，其不负责任的言论会将冲绳卷入战争，极不道德。

  近年来，日本政府加紧将包括冲绳县在内的西南诸岛打造为军事要塞。今年3月，陆上自卫队在石垣岛开设基地，部署警备部队和导弹部队，号称填补了长期以来的防卫空白。这是继与那国岛、宫古岛和奄美大岛之后，自卫队在西南岛屿设置的又一处基地。此外，根据2021年12月曝光的有关所谓“台湾有事”的美日联合作战计划，美国将在日本支持下在西南诸岛设置用于攻击的军事基地，候选地点有约40处。

  上述行动遭到冲绳居民强烈反对。他们批评日本政府过度强化防卫和军事力量，让他们感受到冲绳可能再次沦为战场的危险。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今年6月在冲绳战殁者追悼仪式上发表《和平宣言》表示，日本政府在冲绳不断强化防卫力量，让拥有深刻战争记忆的冲绳民众感到不安，希望日本政府能通过对话缓解地区焦灼的事态。这些表态清楚地表明，冲绳居民想要的是和平之岛，而非军事要塞。

  东台是革命老区，东台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抵御外来侵略、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中，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法西斯对东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侵略和屠杀。东台县委领导人民开展“反伪化、反扫荡、反屯垦”斗争。东台地方武装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先后进行过“一仓攻坚战”、“晓肇攻击战”、“杨家团伏击战”等数以百次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粉碎其妄图切断沿海南北通道的阴谋，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广大军民坚持敌后抗日的信心。

  民国27年（1938）5月 1 日，军九十七团侦知东台城内有日军一百余人。王楷团长命令第三营营长杨锦森率部夜袭该敌。杨营长即命令七连攻击交通银行之敌，九连攻击怡民戏院之敌，机枪三连一部在城南警戒，七连二排为预备队，于北关桥附近待命，其余部队向城内的敌人进行侧背攻击。九连悄悄地接近怡民戏院时，日军尚在梦中。九连战士猛扔手榴弹，日军几乎完全被消灭。七连将接近交通银行时，被日军哨兵发觉，日军慌忙在银行堆栈门前架起机枪向七连官兵射击，七连正面攻击受阻后，便迂回至屋后攻击敌人，但由于该房建筑坚固，攻击无效。5月2日4时，日军大批援兵赶到，城南的机枪三连迎头阻击。终因日军人众力强，难以取胜，全营于2日 5时撤出战斗。

  民国27年（1938）6月30日，盘踞在阜宁的日军佐藤部队约千余人向南溃逃至东台，与台城日军饭塚部队会合同守。部队三十三师和张翼游击队跟踪追击，于7月8日将台城日军包围。10日晚9时集中炮火，猛烈攻城，城厢多处中弹起火。军官兵趁势猛冲，逼近城郊。台城日军凭险固守，与攻城部队对峙。11 日拂晓，部队再次发起攻击，仍未奏效。16日攻城部队重新调整部署，于晚间开始攻城。中央部队攻击到北关桥，逼近城北何垛河。右翼部队逼近城西之串场河，三次强渡，未能成功。左翼部队于凌晨2时攻到县政府，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城内日军大部攀上屋脊，居高临下，开枪射击。攻城部队被迫撤出城外。17日，黄昏后再次发起攻击。但由于城内日军凭险固守，并用10余挺机枪猛烈扫射，攻城部队已占领的阵地无法固守，不得不向谢家湾、西海团、西广营、东广营一带撤退。7月21 日，日军增援200多人，于22日上午向丰盈关、袁梅舍、北新团、杨家舍、蒋家舍进犯。军三十三师余世梅团和张翼游击队奋力抵抗，激战三日夜，日军溃退，双方都有伤亡。东台的日军，经军队14天的围困和袭击，惶惶不可终日，于26日晨4时向海安、如皋方向溃逃。台城收复。

  民国32年（1943）8月 23 日，新四军某部在李堡一带执行任务后，奉命北上盐阜地区，当晚在上官棚（今四灶乡上官村）宿营。24日清晨，部队整装待发，村农抗会长仇增福、党小组长陈正坤赶来报告，从白滩头（今头灶镇保丰村）来了一队日伪军。这是从潘撇“扫荡”返回东台的，现距上官棚仅有两华里。新四军某部指挥员当机立断，指挥部队投入战斗。利用自然地形隐蔽，用稀疏的火力诱敌。另组织兵力穿插运动到敌后及其两翼。日伪军进人包围圈后，遭到新四军炮火的猛烈攻击。激战两小时，毙伤日军50余人、伪军30余人，内有日军少佐1人，中尉2人。残敌乘隙逃往台城。这次战斗，新四军有7名战士负伤。

  民国31年（1942）2月，伪县保安大队和伪军三十五师两个营约五六百人，由伪团长何允胜带领，占据一仓镇修土圩、筑碉堡，企图封锁苏中根据地的南北通道。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2个营，由团政委刘先胜指挥，集中轻重机枪48挺，担任主攻，地方游击队配合，于4月27日下午，分东北、西南两路将一仓镇包围，当夜12时发起总攻。攻击部队不断发起冲锋，很快突破东、南、西三面土圩。经过5小时激战，摧毁碉堡3座，歼灭伪军80余人。这次战斗，扭转了苏中北线的危险局势，鼓舞了广大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民国31年（1942）5月，伪军团长王广银率部在唐洋区晓肇乡构筑碉堡土圩，企图封锁根据地南北交通，策应毗邻之敌。当年9月一天，新四军一师二团与地方武装配合，发动攻击战，午夜分三路猛攻，天明前夺下敌据点，全歼伪军1个营，使苏中二、三分区之间的交通得以畅通。

  民国33年（1944）农历九月初一夜间，苏中二分区某部攻打盘踞在杨家垛（今先烈乡存山村）的伪东台县自卫团、保安队和第五区区公所。战斗30分钟，伪军全部缴械。这次战斗，共击毙伪军10名，俘虏伪军73名，缴获自动步枪1支、小炮1门、马步枪62支、驳壳枪4支、子弹900发、炮弹20发、硫磺弹16个、手榴弹32枚、伪币7.4万元，摧毁敌碉堡9座、营房1座。

  民国33年（1944）11月25日，县独立团获悉日伪军在海丰区叶家垛（今海堰乡叶家村）一带绑票抢粮，于是在杨家囡（今海堰乡天洋村）设下埋伏。在县独立团的猛烈攻击下，日伪军纷纷向东溃逃，经追击全部被歼灭，共毙伤日伪军70余名。在战斗中，县独立团8名战士牺牲、22人负伤。

  民国34年（1945）春，梁垛镇伪镇长李祥甫与伪营长戴润生组成短枪队，经常在边区破坏减租减息，强征粮、税。为了严惩汉奸，东台县独立团于6月的一天晚上，与安丰游击连、民兵约100多人埋伏在老岸（原梁垛乡通海村，现东台乡灶南村）以南公路东侧的玉米地里，并设法引诱短枪队和伪军出巢。当一个连全副武装的伪军进入伏击圈时，县团和游击连的战士以及民兵立即从玉米地里一跃而起，与敌人短兵相接。仅15分钟就打死伪军10余人，俘虏50多人。其中伪营长的副官、连长、副连长、排长各1人。并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40多支，子弹2000余发。

  日本侵略军两次侵占东台，前后长达5年之久，残害人民的罪行罄竹难书，兹辑其主要暴行附录如下：

  民国27年（1938）3月 21 日，日军飞机炸毁时堰农民银行房屋多间，炸伤1人，因避空袭淹死1人。

  民国27年（1938）3月，日机轮番轰炸台城新桥口、九龙港、吕祖宫以及林家桥河南等处，炸毁民房数十间，炸死多人。当年3月25 日，日军第一次入侵东台，用大炮轰毁台城著名古建筑魁星楼以及附近的民房。民国28年4月5日，日机5架，轰炸台城寺街、彩衣街等处，炸死平民40多人，炸毁民房数百间。当年6月的一天，4架日机轰炸城东练兵场（即飞机墩子），炸毁隐蔽在该处的空军飞机1架。民国30年1月 11 日上午，日机8架轰炸台城老分司衙门（今人民大会堂所在地）、大圣寺、北门外等处，炸毁许多房屋，炸死数十人，躲在城隍庙前程家米店里的10多个贫民，全部被炸死。一个名叫王川珍的孕妇，手里搀着7岁的男孩子，躲在大圣寺门前石桥下，母子都被炸死，惨不忍睹。

  民国33年（1944）11月 13 日，日机3架轰炸掠港，炸毁民房11幢，炸死14人，炸伤1人。

  民国27年（1938）3月 25 日下午，十多名日军闯到赵家园（今东台乡长青村6组），放火烧毁母里师范全部校舍及附近110户民房250余间。

  民国27年（1938）4月 9 日，6个日军在唐柳灶妇女，被愤怒的群众用钉钯打死S个，1个逃回东台。第二天，台城日军100多人对大水洼、唐柳灶进行报复性“扫荡”，沿途纵火烧毁大水洼以南黄家一灶、柳家灶、高家灶、唐家灶等25个自然村1500多户的全部民房。仅唐柳灶就被烧去290户房屋，草、瓦房700多问，猪圈350余间，烧死耕牛10多头，炊草30多万斤、粮食16万斤、水车等大型农具210多件。

  民国27年（1938），农历六月十九日早晨，驻台城日军窜到三灶，烧杀抢掠，先杀害了农民王文山等3人，然后杀死老和尚长修、昌全以及工友戴大。还有2个耋年老人亦被杀死。农民王长年一家三代遇害，他13岁的妹妹王桂宝被日军剖开胸膛。

  民国30年（1941）2月7日，日军20余人窜到青蒲“扫荡”，在陈家木行前用活人作靶子射击，农民姜秀书的妻子怀抱孩子，母子都被当活靶子打死。当年3月 19日，日军100余人再次到青蒲“扫荡”，见人就杀。农民朱友云的母亲被日军用刺刀捅破肚子死亡。当时，日军在全庄13处放火，更夫小杨喊人救火，被日军砍去一只膀子，放鸭的姜进书回家救火，被日军用刺刀斫去十指。全庄4人、打伤6人。民国32年9月，日伪军又一次洗劫青蒲，100多户被抢走粮食、家禽、家畜和衣被等财物。

  民国31年（1942）2月，日军在伪军配合下“扫荡”三仓，烧杀奸掠，三仓街被烧去一半，几百户群众家破人亡。次年8月20日，大批日伪军再次到唐洋、三仓、沈灶、弶港等地“扫荡”，烧毁民房400余间，杀害群众71人，打伤群众38人，绑架40多人，1500多家被抢劫，损失惨重。

  民国27年（1938）3月，日军侵占安丰镇，有60多个无辜群众被枪杀或用刀砍死。该镇南郊年逾六旬的王步崇夫妇，看到火星庙两个小和尚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吓得逃往附近土地庙躲避。日军追到庙里，用枪杆敲击老人头部，两个老人在地上乱滚呼救，日本兵却狂声大笑，待两老人不能动弹时，最后用刺刀戳死。有一条商船来到安丰卖中草药，日本兵查到船上有一把刀，认为船上有“中国兵”，随即将船上的两名商人、三名船佚带到南石桥东荒田全部枪杀，随船的一个小孩见状大哭，亦遭杀害。一次，有两个农民从安丰镇购货回家，经过万家桥岗哨。日本兵已放行，待他们走过近200米处，突然举枪射击，把两人打死。安丰镇东郊二灶河有一处庙宇，庙中设有私垫，日军说庙里有游击队，用小炮轰击，炸伤两名学生。撤回时，看到农民周耀群、周庆晓在公路桥南躲避，又将两人杀死。一天傍晚，安丰镇西寺河东糟坊工人周应贵等4人抬了两坛酒过桥向西，日本兵将4人抓到三贤祠北边活埋，然后将酒抬去狂饮。

  日军在占领期间，利用大小汉奸对人民实行血腥统治。民国27年（1938），日军在台城设有3个司令部，但马大队司令部驻城南平民工艺厂；岗畸中队司令部驻城东文庙学校；三岱宪兵司令部驻彩衣街交通银行。3个司令部均豢养狼犬，并设有监狱、水牢、烧尸炉、杀人坑等，秘密杀人、销尸灭迹。

  日军占领东台期间，经常下乡“扫荡”，奸女。民国27年（1938）安丰镇有50多名妇女、头灶有3名妇女，被日军，其中有不少被奸后又用刺刀戳死，惨不忍睹。安丰瓦禅堂有一尼姑遭5个日军后，含愤自尽身死。丰西村农民周姓因抗拒日军亲生女，竟惨遭日军用军刀斫下脑袋扔进厕所。民国32年，唐洋、三仓、南沈灶等地，被日军的妇女达280多人。

  日伪军每占领一处，都强拉民佚，修筑碉堡工事，特别是台城日伪军每换防一次，都要强迫群众重修一次碉堡工事。民国33年（1944），驻台城的日军岩切部队和伪军三十四师，下令构筑土城，长5公里，高4米，城脚宽4米，城头厚2米，城外挖壕沟宽、深各4米，沿土城砌大小碉堡100多个，各个通道口全部拉上铁丝网。构筑土城，强迫群众劳动50多万工日。土城筑成后，城乡人民进出如过鬼门关，整个台城笼罩在一片之中。

  民国31年（1942），日伪军统治期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伪中央、伪省府征收的有：营业税、印花税、烟酒税、屠宰税、牙税、盐税、锡箔纸香特税、“绥靖”税；县级征收的有：田赋税、契税、房屋捐、筵席捐、车捐、娱乐捐等；通过伪乡镇保长强征暴敛的还有：保安费、军事招待费、区镇经费、保甲费、货物进口税、枪枝捐、筑城捐、碉堡费、壮丁费、工事费、清扫费、牛捐、猪捐、鸡鸭捐等等。连农民进城买粪也要缴税。台城震太祥南货行原有资金黄金千两，因苛捐杂税损失殆尽，伪币不断贬值，物价飞涨，台城大部分工人失业。

  日军在占领台城后，设有白木、东芝、东和等十多家洋行垄断市场，搜刮金、银、铜、铁、锡等五金资源，用伪币加价收购大批银元、铜元装箱送往镇江等地转口运出，并抢走战前东台邮电、交通部门的大量器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强令沦陷区农民生产棉花，并成立棉业统制委员会，强行统购，先后从东台掠夺棉花数十万担。日商太和、丰田、四国等七八家洋行垄断了煤油、火柴、卷烟、肥皂、蜡烛（俗称“五洋”）、食糖、纸张、棉纱的货源和价格，市场各经销商店均由洋行统一配售，各洋行、公司与宪兵队互相勾结，欺压、敲诈地方工商业者。日内河公司垄断内河航运。民国32年（1943），华兴轮满载客货行至刘庄附近，因拖船倾斜，船上日军竟砍断缆绳，船上100多名中国人全部落水遇难。

  陆骧(1905～1930)，原名家骧，又名克，别名洛克，字轶群，原籍镇江，后迁居东台，是东台县最早为革命献身的党员。

  陆骧幼读私塾，11岁入维东小学，16岁毕业。因家境贫寒，进台城德安钱庄为学徒。民国13年(1924)离家去南通，考入崇敬中学。陆骧热爱新文化，寒暑假回家，常与东台早期党员黄澄镜(逸峰)接触，开始有效学习马列主义，追求真理，因而走上革命大道。

  民国14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南通工人、学生、市民为声援上海的反帝斗争，在农科大学集会，通电全国宣布成立南通“五卅惨案”后援会和学生联合会，并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当时，陆骧是崇敬中学学生会骨干和南通学联的中坚，在南通人民的反帝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

  民国15年，陆骧经同学介绍，结识地下党员陆景成，次年经陆介绍加人中国。并任崇敬中学学生会主席。民国16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人和革命群众，迫使革命斗争转入地下。组织上决定陆骧迅速离校到南通东部的四甲、余东、包场(今属海门县)和海门东部的常乐、二框、海复一带开展农动，并担任海门县委委员，陆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是年十二月，海门县委派陆到海复镇与谢之屏等接上关系，组织临时党小组，陆任组长，第一次党小组会议即讨论决定：以垦牧公司所辖地区为工作重点扩大党的组织，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民国17年春临时党小组扩建为党支部。随着党员队伍的逐步扩大，垦牧地区不久又成立了区委。为了工作的需要，海门县委决定由陆骧负责在茅镇羊元角开办“金星书店”，作为秘密联络点。

  翌年三月，陆骧主持海门县委工作时，得知垦牧公司命民工开河而不发工资，民工与公司矛盾日益激化。遂和张冠今同赴海复镇召开党员会议，讨论发动民工开展对资方斗争问题。会后，陆骧到大闸工地向民工说明公司收租就应负担开河费，民工出力做工就应拿工钱的道理，两百多民工被发动起来，大家齐心同公司作斗争，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民国19年5月底，陆骧去海门西乡进行革命活动时，因叛徒告密，被敌保安团逮捕。敌多次对陆利诱和严刑逼供，陆始终未暴露身份。叛徒秦冠夫闻悉后，赶至海门告密，并出庭指证陆骧是海门县委书记，而陆仍坚贞不屈不予承认。是年10月，海门县政府以案情重大，须解送苏州高等法院审处为名，押解途中，在茅镇东北六角亭北将陆杀害，时年仅25岁。

  赵镇铅(1903～1941)，别名顿若，东台县时堰镇塘坝人。自幼勤奋好学，民国13年(1924)考入上海艺术大学，民国15年与复旦大学同乡学生黄逸峰结识，受黄的革命思想熏陶，开始追求进步。大学毕业后，受聘至安徽明光中学任美术教师，因在校中传播革命思想，引起学校当局注意，认为有参加嫌疑，于民国23年将其解聘。次年，赵怀着抑郁的心情回故乡从事耕读。

  民国27年(1938)，日军侵占东台，四出下乡“扫荡”，曾在赵家乡塘坝烧毁房屋100余间，奸女多人。敌人的残暴罪行，激起赵镇铅无比愤怒，他下决心，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

  赵镇铅反对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的反动政策，在家乡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活动。他广泛和群众交朋友，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并帮他们解决困难，受到大家的尊重。军队占领时堰期间，突将赵镇铅逮捕，关进塘坝大庙，审问他为什么和穷人混在一起，要他交待活动情况。赵镇铅义正辞严地回答：“我不是跟日本鬼子混在一起，有什么罪？”农民群众得悉后齐心为他担保。敌人抓不到任何证据，只得将他释放。

  民国28年，黄逸峰派王削非与赵联系，计划组织抗日武装。赵十分赞同，积极购办。频繁的活动引起顽固派的注意。敌人捏造贩卖毒品罪名，派兵包围赵家，企图捕捉赵镇铅，适值赵外出末归，得以幸免。

  赵为了协助黄逸峰建立抗日武装，举家迁往曲塘，周旋于商贾地主之间，冒着生命危险寻购。他还深入到群众中，先后动员和组织了200多人参加抗日武装“联抗”，并被任命为“联抗”二支队第五大队大队长。赵与战士同吃同住，让两个儿子当普通战士，深得战士爱戴。

  民国30年，赵加入中国，但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和操劳过度，于是年11月病逝。新中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

  朱廉贻(1904～1941)字伯轩，江苏省丹阳县河阳乡人。民国17年(1928)在北京朝阳大学读书。因其父被诬入狱，中途辍学。后随官员尹志仁到浙江桐庐县政府任第一科科长、代理县长。由于对上司不随俗逢迎而受到排挤，遂于民国20年回乡任教。

  民国26年日军侵华，军队节节溃退，大好河山相继沦陷。朱廉贻为了抗日救国，和韦永义于民国27年在丹阳县都观、白鹤等乡发动群众，组织了人民自卫武装——鹤观自卫团。该团后来直辖于管文蔚领导的抗日自卫总团，是年8月，自卫总团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朱廉贻被任命为纵队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兼第六支队队长，在丹阳全州一带坚持抗日斗争。

  民国28年春，挺进纵队奉令挺进苏北。在解放扬中县消灭贾长富、张少华顽固派的战斗中，朱率部奋战一昼夜，全歼守敌，继而又参加了著名的郭村战斗、黄桥战斗。

  朱廉贻与群众同甘共苦，生活艰苦朴素，冬天不穿袜子，大家都称他“赤脚司令”。特别是他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从始至终坚持学习军事著作。当他读完《论持久战》后，写下了题为“源泉”的学习心得，战士们争相传阅，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黄桥战斗后，朱廉贻除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顽固派阴谋外，还撰写了《告苏北同胞书》，陈毅夸奖他“不但是拿枪的赵子龙，而且是拿笔的赵子龙”。

  民国29年，新四军在白驹与八路军会师，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朱廉贻任秘书长。兴化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时，朱廉贻被任命为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县长。民国30年2月14日县政府机关在唐子镇遭日军突然袭击，朱命令大家迅速转移，自己带警卫人员阻击敌人，边打边退，牺牲于“和尚圩子”的河中，年仅37岁。为纪念朱廉贻烈士，民国33年1月，兴化县建立了朱严师范学校(朱廉贻、严昌荣两烈士的姓)，同年10月建立廉贻区(后称东台廉贻乡)，朱廉贻牺牲地陈舍命名为廉贻村，村中建朱廉贻革命烈士纪念碑。

  陶永安(1922～1943)，东台县海堰乡叶家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民国29年(1940)参加革命，在新四军老二团当战士。部队攻打曹甸时，要越过一片慈姑田，泥泞难走。陶永安冲锋在前，和战友们冒着敌人弹雨，在慈姑田里匍匐前进，几次接近敌人工事作战，经过三天激战，终于攻克了曹甸。在总结评功时，干部、战士都说：“这次战斗数陶永安是个泼将(意为勇猛)，从此陶永安就在部队中有了个“泼将”的称号。

  民国30年(1941)，新四军老二团向盐城方向运动。一天，当部队行至伍佑附近，突然从串场河西岸射来一阵密集的子弹。部队迅即卧倒隐蔽，并派人了解敌情，原来是一股顽军的偷袭，于是组织力量进行追击，但被串场河挡住了去路。陶永安立即带领战士向群众借来门板、水车槽等物，架起浮桥，勇猛追击，终于使这股顽军全部缴械。

  老二团在白驹一带招收新兵时，陶永安积极下乡动员群众参军，很快招收到一个班的新兵，陶被任命为新兵班长。之后由于作战勇猛，多次立功，被提升为排长、连长、副营长。

  民国32年(1943)5月，陶永安所在部队离开白驹向南运动时，受到敌人拦截，陶冲杀在最前面，激战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陶永钊(1915～1943)，东台县四灶乡四灶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给地主放牛、打工。民国30年(1941)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担任四灶乡农抗会长，并任乡指导员。有群众举报一姜姓的地痞家中藏有一支步枪，要求乡政府查抄。姜是地头蛇，有一帮恶势力，在当地横行霸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有些干部对查抄存有顾虑。陶立场坚定，说：“当干部就得无私无畏，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还算什么革命者，还算什么员。”遂带领民兵从姜姓地痞家中查抄到步枪，并对他进行了应有的处理。民国31年至32年期间，日伪军经常到四灶、丰盈关一带“扫荡”。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陶时常带领民兵到三灶、梁垛等地破坏公路、割电线、锯电杆、拆桥梁，以牵制和打击敌人。民国32年10月15日凌晨，四灶乡民兵大队部接到区队紧急命令，要他们立即到张灶配合游击连夹击敌人。陶即带领40多名民兵赶到目的地时，见北边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不知这是敌人设下的圈套，立即奔赴“火场”救火，遭埋伏的敌人袭击，弹密如雨。陶永钊带领几个民兵阻击敌人以掩护部队撤退，终因敌众我寡不幸被俘。当天被押到东台城，敌人百般引诱，要其自首，均遭严词拒绝；敌人凶残地施以烙刑，他几次昏厥而依然威武不屈。10月16日被敌人活埋，英勇就义。民国33年，海丰区委决定将四灶乡改名永钊乡以示纪念。

  柳志洲(1924～1943)，袁梅舍(今东台县四灶乡河坝村)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随母以糠菜度日。民国31年(1942)担任袁梅舍民兵分队长，并参加中国。当时，袁梅舍一带经常有东台、粱垛的日伪军前来骚扰，加之地主恶霸和流氓多，环境恶劣，斗争复杂，因此有少数投机分子动摇叛变，而柳志洲始终立场坚定，在历次反“扫荡”斗争中，带头破公路、割电线，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民国32年10月15日，柳志洲带领民兵前往张家灶，配合游击连夹击下乡“扫荡”的日伪军，误中敌人埋伏，英勇抗击，终困敌众我寡不幸被俘。柳在监狱中，经受了敌人的百般酷刑，始终坚贞不屈。敌恼羞成怒，次日在东台城魁星楼将柳志洲杀害。民国33年，海丰区委决定将河坝村改名志洲村，小学命名为志洲小学。

  薛长宝(1911～1943)，东台县许河乡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民国29年(1940)秋，任唐洋区袁官乡第七保民兵分队长，同年加入中国。他在担任民兵分队长期间，经常组织民兵进行防匪、防贼、防奸、防特的宣传教育，带领民兵割电线、埋地雷、打伏击，并深入敌巢张贴标语、传单，使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

  民国31年(1942)8月15日，日伪军300余人从三仓向南“扫荡”。薛长宝得到情报后，将民兵分成三个组，在道口埋伏，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即猛烈射击。敌不明底细，不敢恋战，仓皇撤回三仓。

  民国32年(1943)，薛长宝升任唐洋民兵副区队长。9月初带两个班到边区开展工作，由于路途疲劳，遂命令就地休息，自己单身一人到上团河口警戒。清晨在大雾中发现伪军已逼近上团河口，当此紧迫时刻，薛当即开枪阻击，击退了第一次强渡的故人。当敌人第二次组织强渡时，区队战士已闻声赶到，再次将来犯之敌打退。敌人第三次进攻时，薛长宝不幸头部中弹牺牲。烈士遗体安葬在他的家乡朱薛村。同年东台县委为纪念烈士将上灶乡改名为长宝乡。

  王朝福(1925～1944)，东台县唐洋乡青港村人。民国14年(1925)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民国29年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

  王朝福投身革命后，站岗放哨，斗地主，送情报，动员青年参军。民国31年担任民兵副中队长，除带领民兵破公路、拆桥梁、割电话线外，还经常深入敌占区刺探情报，搞得敌据点里的日伪军日夜惴惴不安。

  民国32年5月，唐洋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王朝福坚决执行区委指示，与农会紧密配合，对地主进行减租减息，还主动将自己从减租减息中得到的租息，转送给本村军属季全松。

  同年秋，为了保卫秋收，区委要求民兵从政治上去瓦解敌人。王朝福接受任务后，带领民兵到敌据点周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进行政治喊话，使据点里一个班的伪军携枪投诚。某日晚，王朝福带领民兵，由投诚的伪军班长带路，用2小时的时间，从敌据点银行里扛出六麻袋伪币，为区游击连增加了一大笔经费。事后，唐洋区游击连给王朝福记了一等功。

  民国33年(1944)12月27日，王朝福新婚第三天，执行上级决定，毅然告别亲人，赶到区队接受新的任务。他奉命带领民兵到三里庙一带埋设地雷阻击援敌。当敌人进入雷区后，王朝福猛力一拉，导火线拉断，地雷未能炸响。敌人发觉，立即反扑，因敌众我寡，王朝福命令民兵撤退，自己留下来阻击敌人，不幸腰部中弹被俘。

  王朝福被俘后，经受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对伪连长说：“参加抗日，保卫祖国，我犯何罪？有什么可招！？有罪的是你们这些卖国贼！”伪连长恼羞成怒，残酷地将他活埋于角斜街北包场。民国34年1月唐洋区委为了纪念王朝福烈士，将其家乡青港村命名为朝福村，烈士牺牲的角斜北街，命名为朝福街。

  民国33年(1944)冬，安丰区梁北乡陶家灶的地主富农和地痞恶棍，组织反革命武装进行暴动。当时任梁北乡民兵副大队长的周国富，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组织群众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捉拿了暴动的为首分子僧仁清，并根据群众要求，经报请上级批准，将其就地枪决。漏网的暴动分子不甘心失败，勾结日军，于11月4日凌晨，兵分两路，向陶灶实施包抄。由于事先未及防范，群众已来不及转移。在这危急关头，周国富拿起步枪和两颗手榴弹，边打边跑，吸引敌人，掩护群众。敌人被周国富牵着鼻子胡乱追赶，群众得以安全转移。而周则在越过几条田埂，准备过河时，不幸被迂回上来的敌人所俘，被押往台城。

  敌人对周国富严刑拷打，用铁条戳他的手腕，又用尖刀刺他的腿肚，然后剥去他的衣服，用藤条抽打。周国富咬紧牙关一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终于将周国富杀害。

  唐学海(1926～1945)，东台县五烈乡扎南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民国32年(1943)加入中国。先后任兴化县抗日民主政府参政员，兴东行署梓辛区金沙乡、夏柳乡民兵副大队长兼乡治安员等职务。

  唐学海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对当地士绅晓之以抗日救亡大义，并从他们那里筹集到一批，加强了民兵的装备。在武装斗争中，他带领民兵基干队，经常出没在东台西郊、三角圩、翟家舍一带袭击敌人，先后活捉伪军6人，缴获步枪5支，子弹百余发，受到上级表扬。

  民国31年冬，在锄奸反霸斗争中，政府拘捕了不法地主陈茂仁，其家属请人向唐学海说情，企图用金钱行贿。唐学海严肃地对来人进行批评，坚持按法办理。

  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唐学海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带领贫苦农民对地主富农展开说理斗争。唐学海对抗日军人家属的生产、生活非常关心，经常带领民兵为抗属代耕代种，在他牺牲的前一天，还为抗属车水抗旱至深夜。

  民国34年5月1日拂晓，台城日伪军100余人，窜到扎垛“扫荡”。唐学海获悉后立即带领数十名战士到梓辛河边阻击敌人。战斗打响后，发现敌人超过我10倍之多，他当机立断，命令分组轮流掩护，撤出战斗。唐学海利用坟包为掩体单枪阻击敌人，使全体战士得以安全转移。当敌分三路涉水迂回到他的身边时，他的子弹已经打光，即与敌人展开肉搏，终因身受重伤被俘。

  唐学海被关进合城日军司令部，遭受各种酷刑，但他坚贞不屈，面对敌人屠刀，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岁！”英勇就义。

  陈维仁(1924～1945)，东台县五烈乡扎北村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民国32年(1943)参加革命，次年加入中国。

  陈维仁担任民兵队长时，多次深入敌占区袭击敌人。民国32年秋，驻西溪伪军30多人，向泥观村进犯，陈维仁获悉后立即带领民兵基干队袭击敌人，当场击毙伪军1人，缴获步枪1支。

  民国33年夏收前的一天下午，伪军一个班到崔家舍抢草捉鸡。陈维仁带领民兵基干队，在乡民兵副大队长唐学海指挥下，包围了敌人，活捉伪军5名，缴获步枪4支、子弹百余发。当年5月，陈维仁任游击连班长。

  民国34年5月24日，在扎垛庄南的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全班被敌包围，陈维仁命令战士们突围转移，自己在后掩护。虽然敌人火力很猛，但他毫无惧色，当场击毙敌班长。当他见全班已安全突围，便向另一方向转移，以吸引敌人。撤到河边时，发现对岸有20多个敌人向他射击，后面迫敌也慢慢变得近。在这生死紧急关头，他尽全力抗击直至子弹打完，连人带枪跳进河里。由于河深水急，不幸牺牲，时年仅21岁。